本文节选自《社会学、后现代性与放逐》，它是鲍曼1990年8月15至16日与基尔敏斯特和瓦科所作的访谈，也是为准备出版研究鲍曼的论文集《文化、现代性与革命》而特意安排的，它后来被收录为鲍曼《后现代性的通告》一书的附录。
为什么对于战后西方社会相对富足的体验，在你最近的思考和写作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
我正在寻找一种探讨从旧观念中解脱出来的有关当代社会的理论模式。我发现消费主义是一个非常中心的范畴，消费性的选择在当代社会中扮演了某种极为中心的角色，这与在现代社会中通常由工作、职业、就业等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可以说，消费主义主要体现在对象征性物质的生产、分布、欲求、获得与使用上。消费，不只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或满足胃内需要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出于各种目的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所以，强调象征性物质的重要性就显得十分有必要。在生活层面上，消费是为了达到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以及建构与他人的关系等一些目的；在社会层面上，消费是为了支撑体制、团体、机构等的存在与继续运作；在制度层面上，消费则是为了保证种种条件的再生产，而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所有上述这些活动得以成为可能。我认为我们迟早要重写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因为我们只是把十九世纪理解为工业主义的生产，那么消费主义的生产呢？消费主义必定也是在那段时间中产生的，但我们却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如此着迷于工作、就业和生产技术而无暇顾及其他东西。现在有了一些新书，如罗萨林德·威廉姆斯1989年出版的《梦界》，就已经标志着这种重写历史的开始。
很多东欧人都谈到过第一次遭遇西方消费主义时所感受到的震惊，你是否也经历过这种震惊？
我不记得有过这种震惊。我在西方定居前就已多次到过西方，事实上，我是从1956年开始到西方旅行的，就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平稳的过程，更何况我的研究经费首先是用来考察穷人生活而不是富人生活的。
因此，你对消费主义的兴趣并不是由一种道德反应所引发的，而更多地是与对社会运作方式所作的分析联系在一起。
对。消费主义在知识层面上使我着迷，消费主义不仅在理论模式的创建中是一个如此有用的范畴，而且它一旦被作为一个中心范畴接受时，消费主义就会使我们对人的动机、人的态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生存的总体逻辑所作的最基本的假定产生不同的看法，作出不同的评价。而这些假定早已经被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所扭曲，已经被弄得一边倒了。我并不认为道德评价可以一语中的，当然，我也并不想斥责道德评价释放出了人类的消费主义、贪婪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消费社会只是一种不同的形态，它本身是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的。
你在一定程度上不赞同消费主义，是吗？我们是否可以说在你的《自由》一书中，尤其是在最后两章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两种矛盾的东西：一方面是因为消费主义成为解决自由—保障这一反论的方法而受到推崇，另一方面是对消费主义本身的批判？
在那本书中，我在两点上对消费主义的欺骗性作了批判，或者说采用了倾向于哈耶克的观点。其一，比较消费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看出工业资本主义比消费主义更诚实，少一些欺骗性。工业资本主义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这是老板，那是出卖劳动力者，因而人是被区分开来的，社会能为你提供的唯一东西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你尽最大努力，你就有进入更高一个层次的可能性，但赢家和输家也始终存在。而消费主义则并非如此直接明了，消费主义甚至还允诺它无法给予的东西，事实上，它允诺的是一种幸福的普遍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也就是说，人们被同样允许进入消费主义的商店，他们同样被允诺将得到幸福，这是欺骗性之一。其二，消费主义的另一欺骗性在于它设定了一个虚假命题：一旦你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你就完全解决了自由问题。因此，自由事实上被降格为了消费主义。这一虚假命题使人们忘却了：除了买一套漂亮衣服以外，还存在着其他自我实现的途径。
你在讲述消费主义的欺骗性时，实际上是在对它进行批判，而我们从中解读出来的则是：这仍然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正在谈论公众自治、工人当家作主等等。
消费主义欺骗性中的第一点在于它藐视公正原则；第二点在于它藐视自我实现原则。我始终相信这两条原则，如果你们认为它们是社会主义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吧。但我并不认为它们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事实上，公正原则与自我实现原则应该被界定得更为宽泛，它们是西方传统所固有的，是启蒙的价值观，我无法想象一个社会能完全放弃这两条原则。公正和自我实现的原则一旦被发明出来就不可能再被忘却，它们将一直对我们产生影响，直至这个世界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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